外商直接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研判外资企业动向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及工商注册企业数据，考察服务业开放及制造业服务化对外资退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服务业开放对外资退出影响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及外资企业退出后的再投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显著抑制了外资企业退出，制造业服务化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其中间路径为降低外资企业在位经营时的固定成本和新建投资过程中的沉没成本。尽管服务业的开放红利在东部地区及高技术行业表现更为明显，但其他地区和行业同样能据此获益。本文为实现高质量的引资稳资工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大型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双重差分模型(FDID),系统考察大型银行服务下沉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大型银行服务下沉显著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且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强，这得益于大型银行数字技术的落地应用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大型银行下沉首先引发“掐尖效应”,导致农商行优质客户流失；继而倒逼其转型，表现为定价权削弱、主动让利、市场垄断程度下降以及经营效率提升。上述竞争效应进一步通过涉农信贷供给扩张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两条路径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三，政策效应呈现显著的“补短板”特征，在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低、金融发展滞后的地区，政策效果更为突出，这说明大型银行结合数字技术的组织化下沉是一项具有空间公平导向的制度安排。
在“双碳”战略目标下，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本文立足宏观政策协同视角，聚焦中观供应链层面，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与“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的双重政策组合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8—2023年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供应链双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供应链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政策与绿色化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不仅具有明显的协同共促效应，也能够通过强化供应链韧性、提高供应链透明度以及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间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异质性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高研发投入企业和高竞争行业，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赋能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单一政策。在供应链纵向关系中，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能够显著促进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但对下游企业的驱动效应尚未显现。本文为政府优化政策设计、统筹发挥“数字—绿色”供应链政策的协同效能提供了学理依据，也为微观企业主体践行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在“千万工程”经验指引下，探索和美乡村建设路径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新内源发展理论，构建内部激活与外部驱动的分析框架，利用2013—2023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对和美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赋能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内部激活视角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培育农民主体性和推动合作社发展，促进和美乡村建设；外部驱动视角下，政府支持强化了农村集体经济对和美乡村建设的赋能效应，但工商资本因自身运作逻辑的影响，反而削弱了这一效应；协同作用显示，政府支持促进了合作社发展，但不利于提升农民主体性，工商资本对两者并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的赋能效应在干部激励水平较高和薄弱村比例较小的地区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村两委“一肩挑”制度对工商资本下乡的困境具有一定的缓释效应。本研究不仅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也为和美乡村新内源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力支撑。
财政紧平衡背景下，如何借助人工智能优化财政支出配置，已成为提升财政可持续性的迫切议题。本文以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政策适应性调整的视角，系统考察人工智能对财政支出效率与结构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却未有效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纵向政策迭代和横向政策竞争进而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但政策适应性调整本身尚难以突破财政支出结构的固化约束。为此，人工智能需要与零基预算改革、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形成制度协同，方能有效弥补其在支出结构优化上的不足。此外，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在政府数字治理基础较好、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和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尤为突出。本研究为推进智能财政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就业是民生之本，税制结构优化对于“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增值税—所得税”实际税负组合的视角考察了税制结构与城市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增值税—低所得税”组合能够显著扩大城市就业规模。机制检验表明，该组合通过两条路径促进就业：一是从生产端吸引新企业进入市场，增加就业岗位；二是从消费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拉动内需扩张。同时，该组合所驱动的新企业进入与消费增长亦显著提升了地方税收收入，在扩大就业的同时有效缓解了财政压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该组合的积极就业效应依赖于增值税负担的合理边界。本文从实际税负组合视角拓展了税制结构就业效应研究，为财政约束下推进税制结构优化、统筹“稳就业”与“保财政”目标提供了政策参考。
公共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战略资源，为企业追赶国际技术前沿提供了新动能。基于2010—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城市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公共数据开放对技术追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推动了制造业企业向国际技术前沿靠拢，且政策效果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促进外部知识获取与协作创新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果在技术前沿行业、“卡脖子”行业与政府治理能力较强地区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数据质量与利用率、扩大经济与政务数据的开放规模是释放政策技术追赶效应的关键。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端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耐心资本作为支持长期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其形成机制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将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考察人工智能政策对企业耐心资本形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先导区的设立对提升企业耐心资本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还进一步体现在耐心资本形成机制、适用条件与政策协同三个层面。具体而言，该政策能够通过缓释创新风险、优化公司治理和强化技术信号，促进企业耐心资本形成，并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引导资本更多流向长期创新活动。其政策效应在技术更迭较快的行业、内部资源整合能力较强的企业、数字属性较强的企业以及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的配套支持和科技金融试点的协同推进均能显著增强人工智能先导区的政策效应，凸显出“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协同赋能的重要价值。为理解人工智能政策引导企业耐心资本培育、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会受债务压力及经济发展目标等因素的干扰，从而表现出环境治理上的“重言轻行”现象。本文将地方政府环保规制手段区分为“言”和“行”,基于国内274个地级市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集，对其环境规制行为一致性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系统检验。研究发现：(1)债务压力的缓解有助于保障地方政府环保政策实际执行的言出必行；(2)因追求政绩目标造成的财政约束以及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会提高环保政策实际执行的难度；(3)官员个体特征和地理区位差异会对环保政策选择偏好施加异质性影响。由此，加速财政制度和金融资源配置模式改革以破解债务融资依赖、优化政绩考核体系以缓解公共服务政策实际执行偏差、增强绿色金融合作以应对宏观政策不确定性，是促进环境规制手段高效精准使用的关键，也是保障其执行一致性的重要基础。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需求不确定性究竟是抑制企业发展的障碍，还是驱动其革新的机遇?为了验证这一问题，利用2016—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需求不确定性和企业创新韧性之间的关系，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需求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韧性，并通过提高客户稳定度、供应商稳定度以及机构投资者沟通度三个机制得以实现。同时，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大型企业、高数字化转型企业、经营时间较长企业和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企业创新韧性的提升能够减少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企业正确认识需求不确定性、利用外部压力强化创新韧性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