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要素配置、技术进步偏向与收入分配效应
王振华;孙闻娅;白冰;数字金融通过改变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对技术进步偏向产生影响，并最终作用于收入分配格局。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层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金融的发展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为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提供了新的解释，并从规模性收入分配和功能性收入分配两个维度分析其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技术进步呈现资本偏向的特征，数字金融增强了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数字金融覆盖宽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对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宽度的边际效应最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规模性收入分配和功能性收入分配有异质性影响：数字金融对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增强效应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数字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
数字技术提升了涉农企业的价值吗?——来自新三板文本分析的证据
李宁;任金政;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催生传统产业升级，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但是数字技术是否促进了涉农企业的价值创造，现有文献并无定论。本文以2013—2020年新三板涉农企业为样本，使用文本分析方法结合专家打分法构建了数字技术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涉农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显著提升涉农企业的价值，这种提升作用在价值高的企业中更强。第二，不同数字技术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的提升作用更强，而人工智能的提升作用不显著。第三，数字技术对涉农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通过促进研发创新、提升市场地位和降低企业成本途径实现。第四，数字技术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在规模大、经营年限长、高学历员工占比高、农产品生产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为促进涉农企业持续稳定开展数字化转型，避免转型过程中的短视主义，提升转型的效率与效果提供了证据支持和启示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企业创新影响研究——作用机制与效应检验
郭金花;朱承亮;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微观企业创新的赋能效应日益凸显，逐步成为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进一步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提质增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强化企业数字化投资和数字技术应用双重路径促进企业创新；且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和非制造业企业创新增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成熟期企业创新提质增效，而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基础设施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赋能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试点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苏锦旗;唐诗瑶;张营营;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探讨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通过提升市场交易效率和城市生产效率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会因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初始产业结构以及科教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和环境规制对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使“减排”与“增效”兼得吗?——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
王真;楚尔鸣;以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政策冲击，基于2011-2020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及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从技术含量及专利靶向两个维度进一步讨论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从而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2)绿色技术创新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的重要渠道。相较于碳排放效率，绿色技术创新在“减排”方面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是实现城市碳排放总量下降的关键抓手。(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励实质性创新活动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实现了城市“减排”与“增效”兼得，策略性创新仅在减少城市碳排放总量方面发挥作用，但应警惕末端治理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不利影响。(4)“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通过诱发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以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推动了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城市绿色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利用“有效投资”推动绿色创新、不断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家庭债务对收入流动性的抑制效应：机制检验与债务阈值
袁歌骋;李娟娟;潘敏;“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增强居民发展能力成为重要政策导向。基于2011—2019年CHFS数据,从“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两条路径出发,考察家庭债务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家庭债务水平的提高显著抑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保持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家庭债务通过财务杠杆渠道有助于放大短期资产收益率,但同时通过损害心理健康、弱化社交网络支持及抑制教育投入的代际传递渠道损害家庭长期发展能力,后者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第三,家庭债务对收入流动性的抑制效应存在阈值特征,仅当债务水平跨越一定警戒线后,其抑制作用才显现,且农村家庭的债务承受阈值低于城市家庭;第四,零工经济的发展能有效缓解家庭债务对收入流动性的抑制效应。研究结果为理解家庭债务扩张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构建差异化的家庭债务风险预警机制提供了经验依据。
“科技普惠”还是“数字排斥”：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研究
霍伟东;封秋硕;家庭金融健康是衡量普惠金融成效与金融体系韧性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家庭金融健康,并通过提升数字金融素养、降低金融风险容忍度、优化金融生态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脆弱群体受限于数字鸿沟,可能出现效应减弱甚至“数字排斥”,而强金融监管、银行同业竞争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放大数字化转型的普惠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接入—使用—效用”三级数字鸿沟约束下,该效应逐级递减。研究为提升数字金融素养、弥合数字鸿沟、推进包容性金融政策提供了实证支持。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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