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服务生态如何抑制制造业外资退出?
肖挺;叶浩;外商直接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研判外资企业动向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及工商注册企业数据，考察服务业开放及制造业服务化对外资退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服务业开放对外资退出影响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及外资企业退出后的再投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显著抑制了外资企业退出，制造业服务化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其中间路径为降低外资企业在位经营时的固定成本和新建投资过程中的沉没成本。尽管服务业的开放红利在东部地区及高技术行业表现更为明显，但其他地区和行业同样能据此获益。本文为实现高质量的引资稳资工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公共数据开放加速了制造业企业技术追赶吗?
李长英;黎佩雨;曲信威;公共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战略资源，为企业追赶国际技术前沿提供了新动能。基于2010—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城市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公共数据开放对技术追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推动了制造业企业向国际技术前沿靠拢，且政策效果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促进外部知识获取与协作创新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果在技术前沿行业、“卡脖子”行业与政府治理能力较强地区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数据质量与利用率、扩大经济与政务数据的开放规模是释放政策技术追赶效应的关键。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端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人工智能、政策适应性调整与财政支出配置：效率和结构的差异化分析
肖鹏;夏欣姿;张建翔;财政紧平衡背景下，如何借助人工智能优化财政支出配置，已成为提升财政可持续性的迫切议题。本文以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政策适应性调整的视角，系统考察人工智能对财政支出效率与结构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却未有效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纵向政策迭代和横向政策竞争进而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但政策适应性调整本身尚难以突破财政支出结构的固化约束。为此，人工智能需要与零基预算改革、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形成制度协同，方能有效弥补其在支出结构优化上的不足。此外，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在政府数字治理基础较好、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和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尤为突出。本研究为推进智能财政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研究
龚家;吴振磊;张瀚禹;在“双碳”战略目标下，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本文立足宏观政策协同视角，聚焦中观供应链层面，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与“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的双重政策组合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8—2023年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供应链双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供应链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政策与绿色化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不仅具有明显的协同共促效应，也能够通过强化供应链韧性、提高供应链透明度以及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间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异质性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高研发投入企业和高竞争行业，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赋能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单一政策。在供应链纵向关系中，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能够显著促进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但对下游企业的驱动效应尚未显现。本文为政府优化政策设计、统筹发挥“数字—绿色”供应链政策的协同效能提供了学理依据，也为微观企业主体践行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税制结构优化的促就业效应研究：基于增值税与所得税税负组合的视角
胡国柳;胡佳利;董雪雪;就业是民生之本，税制结构优化对于“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增值税—所得税”实际税负组合的视角考察了税制结构与城市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增值税—低所得税”组合能够显著扩大城市就业规模。机制检验表明，该组合通过两条路径促进就业：一是从生产端吸引新企业进入市场，增加就业岗位；二是从消费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拉动内需扩张。同时，该组合所驱动的新企业进入与消费增长亦显著提升了地方税收收入，在扩大就业的同时有效缓解了财政压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该组合的积极就业效应依赖于增值税负担的合理边界。本文从实际税负组合视角拓展了税制结构就业效应研究，为财政约束下推进税制结构优化、统筹“稳就业”与“保财政”目标提供了政策参考。
双轨服务生态如何抑制制造业外资退出?
肖挺;叶浩;外商直接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研判外资企业动向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及工商注册企业数据,考察服务业开放及制造业服务化对外资退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服务业开放对外资退出影响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及外资企业退出后的再投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显著抑制了外资企业退出,制造业服务化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其中间路径为降低外资企业在位经营时的固定成本和新建投资过程中的沉没成本。尽管服务业的开放红利在东部地区及高技术行业表现更为明显,但其他地区和行业同样能据此获益。本文为实现高质量的引资稳资工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大型银行服务下沉、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武丽娟;杨欣雨;崔成伟;本文以大型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双重差分模型(FDID),系统考察大型银行服务下沉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大型银行服务下沉显著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且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强,这得益于大型银行数字技术的落地应用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大型银行下沉首先引发“掐尖效应”,导致农商行优质客户流失;继而倒逼其转型,表现为定价权削弱、主动让利、市场垄断程度下降以及经营效率提升。上述竞争效应进一步通过涉农信贷供给扩张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两条路径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三,政策效应呈现显著的“补短板”特征,在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低、金融发展滞后的地区,政策效果更为突出,这说明大型银行结合数字技术的组织化下沉是一项具有空间公平导向的制度安排。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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