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企业产业链韧性提升——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周十同;王晓丹;石玉堂;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正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00—2023年企业层面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考察了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显著增强了产业链韧性，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主要通过成本控制效应、内部控制效应与持续创新效应等内在路径推动产业链韧性的提升；(3)异质性分析显示，该促进效应在非链长制企业、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区域，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更加突出；(4)拓展性分析表明，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产业链韧性提升效应能够显著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解锁数据潜能：公共数据开放如何赋能城市新质生产力
高洋;文思舟;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产生重大影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文章采用政府陆续开通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准自然实验，基于城市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分别通过关键技术突破乘数效应、创新资源配置乘数效应与产业转型升级乘数效应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并且这三者之间存在链式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且公共数据开放弥补了城市初始创新基础和数字基础的不足，为“落后”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此外，研究还发现数据要素能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协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数据开放、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工业互联网平台与“科技—产业—金融”协同发展：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刘喜和;卢文鹏;促进“科技—产业—金融”的深度耦合与协同发展，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战略选择。本文以工信部认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及其相关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考察工业互联网平台对“科技—产业—金融”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显著促进了“科技—产业—金融”的协同发展，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政府数据要素共享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提高企业数据要素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两个渠道，提升了“科技—产业—金融”的协同发展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营商环境指数高的地区，上述效应的表现更强。本文厘清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科技—产业—金融”协同进化的机理和效应，定量分析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纵向价值和横向价值，为深刻认识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的价值功能和实现“科技—产业—金融”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路径提供了事实依据。
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的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资本跨区流动
王朔;熊凯军;邓国营;资本跨区流动不仅是微观经济主体优化资源配置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而行政垄断引致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严重制约了企业资本要素的跨区流动，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此，本文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资本跨区流动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行政垄断规制促进企业资本的跨区流动，且该效应在国有企业、高进入壁垒行业和政策执法力度强的地区更明显。机制研究表明，行政垄断规制通过打破区域层面的政府干预与地方保护，降低企业层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强化市场竞争，进而促进企业资本的跨区流动。进一步，行政垄断规制同时促进了本地资本外流和外地资本进入，实现资本跨区的双向流动。本文不仅丰富了行政垄断规制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也为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提供有益启示。
地权稳定与农村劳动力再配置——兼论农业生产率筛选效应
周京奎;程伟;吴晓燕;地权稳定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深入研究地权稳定对农村劳动力再配置的影响，并考察农业生产率的筛选效应。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显著促进农户外出非农就业，且对农业生产率较低的农户促进作用更强，优化了农村劳动力在城乡的合理配置。机制分析表明，地权稳定政策通过提高农户土地转包租金收入补充农户外出“启动资金”,减少农户年末经营耕地面积从而缓解农户进城“后顾之忧”,两种作用机制在生产率更低的农户中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交通不便利、土地平整度高以及镇政府所在地的区域，地权稳定政策的促进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外流还存在“离土不离乡”现象。据此，地权稳定在农业生产率筛选机制作用下对农村劳动力具有多维影响，丰富了地权稳定与农村劳动力再配置的相关研究，为优化城乡劳动力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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