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政策冲击与主导产业供应链金融发展：贸易信贷传递与核心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观察视角
李昕;刘璐;花昀;开发区政策能否促进核心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通过贸易传递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增强供应链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能?供应链金融发挥的影响效应又能在多大范围内覆盖链上企业?为此，本文以开发区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1—2023年省域间投入产出表以及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实证研究开发区政策冲击对主导产业供应链金融发展的作用，并基于贸易信贷在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传递方式分析供应链金融的内在运行机制。研究表明，开发区政策实施能提高主导产业的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降低信贷错配程度。除此之外，开发区政策冲击能缓解主导产业上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使主导产业的上下游企业能通过供应链金融的应收和预付账款融资模式，实现贸易信贷的二次分配，帮助缓解供应链上其他企业的融资约束。外源融资能力越强、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上下游企业，通过供应链金融二次分配贸易信贷的意愿越强。文章拓展了供应链金融内在运行机制的研究边界，也丰富了供应链金融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土市场需求、中间品国产替代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李优树;唐家愉;在新发展格局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背景下，本土市场需求如何引致中间品国产替代，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07—2021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数据，系统探讨了本土市场需求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以及中间品国产替代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本土市场需求规模扩张给本土企业提供了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机会，有利于本土企业通过前向或后向一体化完成中间品国产替代，完善国内供应链，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并且中间品国产替代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这种效应在不同技术密集度、不同需求规模的行业之间并不相同。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土市场需求升级容易引致国外高质量中间品进口，其对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只有在本土市场需求规模能够分摊创新的成本和风险的前提下才存在。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本土市场需求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效应的认识，对于建立完整独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均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否助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基于企业跨地区采购的经验证据
王生年;侯丹阳;作为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石,商品要素自由流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本文从商品要素流动的视角出发,以中国各省级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逐步上线为背景,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目的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跨地区采购行为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目的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企业进行跨地区采购。机制检验表明,目的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优化宏观市场竞争环境、法制环境以及信用环境,降低微观企业信息搜寻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库存运输成本,进而吸引企业进行跨地区采购。异质性分析发现,目的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质量越高、平台越完善以及政策保障越有力时,越容易吸引企业进行跨地区采购;区分数据类型发现,法律类数据对企业跨地区采购决策具有极为显著的影响;此外,目的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跨地区采购的促进作用在财政压力较小的地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数字技术运用水平较低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目的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具有空间效应,并且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在促进企业跨地区采购、调整企业供应链布局的基础上可以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效应,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刻理解数据要素在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注册制上市与并购估值风险——基于信息披露与定价效率的双重视角
吴兴宇;马勇;本文以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为研究背景,从“股票错误定价驱动并购”理论出发,采用2019年7月22日至2023年12月31日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探索注册制企业能否通过改善信息披露和定价效率来缓解以往核准制企业中的并购风险。研究发现,通过注册制上市的企业相较于核准制企业的并购估值风险更低,具体表现为更低的并购溢价和超额商誉。这种作用关系在采用股份支付的情况下更显著。具体作用机制在于,注册制企业能减少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降低发动并购时的代理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注册制上市对并购估值的影响最终降低了并购后的整合风险和商誉减值风险。本文研究结论证实,相比于核准制企业,注册制企业出于“市值管理”动机发动并购的概率更低,企业并购的目的更多是为了长期发展而非短期套利。本文结论可为传统的并购动因理论提供新场景下的补充,同时也为我国注册制改革的有效性提供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