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如何驱动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史明聪;惠宁;卢山冰;本文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切入点，探究人工智能政策对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试验区政策能够促进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在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试验区政策通过信贷支持机制、供求稳定机制、成本降低机制推动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试验区政策对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外部环境、内部特征和行业类型的企业中存在差异，对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的企业、数据资产丰富的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试验区政策对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持续性。本文从人工智能政策视角出发，为培育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投资与数字化能力提升研究
徐悦;易志高;潘子成;数据资产作为企业核心战略资源，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其信息披露也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对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联仍缺乏充分探讨。本文立足微观视角，以2011—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创新投资的增加是否带来了数字化水平的跃升，以及数字化能力增强对后续数据资产披露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高外部资源可获性、增加内部盈利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水平。在国有产权、非数字行业企业、高管具有海外背景和行业竞争更激烈的情况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更为突出。进一步地，企业在加大创新投入后，获得了数字化发展的跃升，在后期更为主动披露数据资产，形成持续正向循环。本文拓展了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理论探索，对优化我国信息披露制度、构建以信息驱动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长效促进机制亦有重要启示。
税制结构、大数据治税与财政可持续性
陈滔;倪志良;殷金朋;作为现代税收制度改革实践的核心内容，科学、合理的税制结构是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保障财政自身安全的基本要求。本文基于提高直接税比重的视角，运用2013—2022年我国252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税制结构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以及大数据治税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提高直接税比重能够显著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大数据治税在其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提高直接税比重通过平抑经济波动和降低财政幻觉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且大数据治税强化了其中的机制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提高直接税比重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及财政透明度较低的城市更明显。本文从税制结构与大数据治税的视角分析财政可持续的实现路径，能够为保障财政安全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新《预算法》如何影响地方财政韧性?
张又文;王金秀;地方财政韧性是应对系统性风险、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基于2011—2023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系统分析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制度效应。研究发现，新《预算法》有效提升了地方财政韧性，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新《预算法》主要通过强化监管力度与提升隐性债务显性化程度两条路径发挥作用。前者依托审计监督与问责机制约束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后者通过将隐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优化债务结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新《预算法》的积极效应在大型城市、债务高风险地区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而在中部地区表现较弱，反映出制度效果对地区制度基础与资源禀赋的依赖性。本研究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构建与现代治理体系相适应的韧性财政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以利为利：专利质押融资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彭徐彬;黄浩;在全球价值链深化与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成为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文章借助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实施的专利质押融资试点政策，基于2005—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与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匹配数据，系统探究专利质押融资这一创新导向性金融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研究发现，专利质押融资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该政策主要通过外部市场竞争效应和内部创新激励效应实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效果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较高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的地区、外部融资需求较高和创新能力基础较好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专利质押融资政策还能够推动企业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开拓多元化市场，进而增强企业出口韧性。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融合、实现外贸促稳提质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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