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治理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赋能效应与协同机制研究
魏达;李豫新;孙晓涵;推动国家治理体系适配现代化国家建设要求，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对政府数字治理的功能维度划分，采用2013—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政府数字治理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显著赋能效果，且这一赋能效果在中西部地区、非沿海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激发创新活力与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是政府数字治理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路径；公众数字治理与企业数字治理对政府数字治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数字治理水平提升可与数据要素市场的规模扩充、质量提升凝聚赋能合力，协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本文丰富了政府数字治理的效能研究，为“数治”手段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农村居民就业选择——来自数据交易平台的证据
徐波;孙仁贵;王兆萍;促进农村居民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基于2010—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采用深度IV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农村居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这一促进作用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劳动力流动和非农产业集聚实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沿海地区与青年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并且这种促进作用随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而显著增强。调节效应表明，科技支撑和数字基础设施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数据要素赋能农村居民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价值链高端跨国并购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研究
徐英杰;郑丙超;郭宝洁;制造业企业面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进行跨国并购，对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面向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并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面向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实现价值链地位跃迁，推动突破性创新，利用内部化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降低成本粘性。突破性创新和成本粘性降低是面向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并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企业自动化水平和专利知识宽度，均正向调节了面向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并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价值链高端跨国并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要素密集度、企业区位、所有权性质以及企业规模下并不相同。研究结论有助于新兴国家制造业企业优化跨国并购实现路径，促进价值链高端资源融入本土价值创造体系，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经济政策如何驱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与政策启示
赖宁菲;王绍媛;郑亚松;数字经济政策对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匹配性需要，本研究选取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通过数据库匹配获取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能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证明，数字经济政策可以通过降低数据使用成本、提高市场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较弱的数字经济政策能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数字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和较低的地区均存在促进作用，且对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影响要高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政策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均有促进作用，并且就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来说，技术密集型最好、资本密集型居中、劳动密集型次之。对此，应降低企业使用数据的门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及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地区执行差异化政策。
银行监管处罚何以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来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的证据
陈晔婷;江志鳞;黄曾媛;在金融监管持续深化的制度背景下，探讨银行监管处罚能否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具有重要政策价值。本文以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构建地级市层面的银行监管处罚指标，实证检验银行监管处罚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监管处罚能够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效应在银企关联较弱、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强、法治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监管处罚通过优化信贷配置结构、强化区域银行竞争及抑制企业寻租行为三条路径发挥作用；而对银行寻租行为的抑制作用仅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针对信贷业务违规的处罚及纠正性处罚治理效果更为突出；上述治理效果还会进一步改善企业的财务表现与经营表现。本文对完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优化微观主体投融资行为以及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旧系统入口
网站访问量
今日访问量: 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