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市场化如何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乘数效应分析视角
孙正;朱学易;朱丹妮;在数字经济时代，加快推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研究基于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乘数效应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可以通过协同优化、复用增效与融合创新发挥乘数效应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创新发展能力更强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赋能效果，并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与产业链整合能力较弱的企业政策效应更强。对此，应从完善数据交易平台建设政策体系、推进“互联网+”生态模式向“数据要素×”生态模式升级、健全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出发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本文丰富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乘数效应机制。
实数融合与新质生产力：来自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证据
徐杰;程栋鹏;韩先锋;在国家全面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背景下，探讨实数融合如何驱动新质生产力提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作为实数融合的准自然实验，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索实数融合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实数融合切实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已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其次，机制分析表明，实数融合通过技术迭代升级、要素配置优化、产业深度转型的宏观路径与数字平台嵌入、供需动态匹配、韧性系统增强的微观路径共同赋能新质生产力。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产权保护更好、金融支持更强、基础设施更完善的环境中，实数融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能更强。本文为新发展格局下系统构建实数融合政策体系、健全新质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理论锚点与现实依据。
决策频率、菲利普斯曲线有效性与货币政策效果——基于混频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分析
李铭乐;杨光;王于绮;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复杂性的加剧对央行如何实施逆周期调节提出了挑战。央行的决策频率决定了逆周期调节程度的大小,然而鲜有理论模型刻画这一关键变量。本文构建一个混频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以识别货币政策决策频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引入决策频率后,菲利普斯曲线有效性内生于货币政策决策频率,当货币政策决策频率低于个体决策频率时,菲利普斯曲线的传导效果减弱,政策效果减弱;第二,基于中国数据与贝叶斯方法,本文估计我国货币政策相对于家庭或厂商的决策频率为0.84,决策频率以及政策力度都处于稳健水平;第三,在不同的政策安排下决策频率对政策效果的影响也不同,承诺型政策的效果不受决策频率影响,而相机抉择型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决策频率。
地权稳定与农村劳动力再配置——兼论农业生产率筛选效应
周京奎;程伟;吴晓燕;地权稳定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深入研究地权稳定对农村劳动力再配置的影响,并考察农业生产率的筛选效应。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显著促进农户外出非农就业,且对农业生产率较低的农户促进作用更强,优化了农村劳动力在城乡的合理配置。机制分析表明,地权稳定政策通过提高农户土地转包租金收入补充农户外出“启动资金”,减少农户年末经营耕地面积从而缓解农户进城“后顾之忧”,两种作用机制在生产率更低的农户中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交通不便利、土地平整度高以及镇政府所在地的区域,地权稳定政策的促进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外流还存在“离土不离乡”现象。据此,地权稳定在农业生产率筛选机制作用下对农村劳动力具有多维影响,丰富了地权稳定与农村劳动力再配置的相关研究,为优化城乡劳动力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