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智能化与中国企业技术追赶:基于后发优势的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卢霄;蒋殿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成为各国构建技术竞争优势的主要抓手,为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追赶提供了重要机遇。文章通过匹配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与IFR工业机器人数据,系统考察了工业智能化对企业技术追赶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追赶,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供应链稳定效应是工业智能化影响企业技术追赶的中间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工业智能化对企业技术追赶的促进作用在低数字化水平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行业集中度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的动态效应检验发现,工业智能化不仅能够在短期内使中国制造业企业凭借后发优势缩短与世界前沿的技术距离,还能够在长期内持续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追赶,同时分位数回归表明工业智能化对中等技术追赶水平企业的影响最为显著。文章研究结论不仅为后发企业利用先进技术赶超世界领先企业提供新的理论和证据,还为推动工业智能化转型及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公共数据开放与营商环境优化——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
丁声怿;白俊红;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以公共数据开放为代表的数据要素利用如何优化地区营商环境。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公共数据开放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而且有效缓解了政府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从而共同推动了地区营商环境改善。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数据开放平台质量高、城市规模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及城市科技水平高的地区营商环境优化作用更为明显。拓展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较为显著地改善了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以及政务环境等方面的表现,并且通过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公共数据开放对营商环境影响效应的认识,为中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启示。
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约束:来自地区诚信的经验证据
刘贝贝;李婷婷;李春涛;地区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创新性地使用北大法宝公布的诈骗案件数量构建“年度—城市”层面的诚信指数,探究地区诚信对当地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1)诚信地区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少,且这种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及低成长性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诚信可以弥补制度缺陷和低成长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地区诚信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高企业声誉来缓解融资约束。(3)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地区诚信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效提升了企业价值。本研究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理论,揭示了地区诚信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文化建设提供了来自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源在城市群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分析
肖冬利;肖锐;班琦;金融资源作为最具流动性的要素,在城市群发展背景下呈现新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规律。本文从微观的城市群空间视角来揭示金融资源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效应。通过构建新经济地理模型,运用多维数值模拟分析金融集聚与扩散规律,采用1991—2022年中国297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SARAR模型对金融空间外溢模式与边界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金融资源集聚对外围城市具有扩散效应,但存在边际递减;(2)不同城市群中,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呈现正负两种相反的空间外溢效应,随着城市群发展,中心城市的空间外溢效应从集聚(虹吸)变为扩散(辐射);(3)四类城市群的金融空间外溢模式随着距离增加、次中心城市出现而分化,呈现四种不同溢出衰减模式;(4)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一体化水平等因素成为影响区域金融集聚效应的重要机制。本文为金融资源的地理空间集聚规律和机制研究建立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经济圈规划建设、因地制宜地规划各区域金融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基于双创视角的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路径与机制研究
马亚明;周璐;本文基于创业和创新双重视角,运用2011—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并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和创新,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指数维度、金融业务、市场化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振兴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除货币基金业务外,其他金融业务均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市场环境的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发展水平较低的乡村产生了更大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