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研究
周明生;赵向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据已然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资源基础观构建包含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供应链效率的理论框架，利用2009—2023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和多期DID方法，探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显著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试点政策通过提升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链式结构对供应链效率产生作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政策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市场化企业，数字经济程度高的行业、管制性行业的促进效果更优。进一步分析发现，供应链效率提升能显著驱动企业市场价值与盈利能力增长。本文揭示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供应链效率的促进作用，为差异化推进数据要素改革提供依据。
“数能”政策协同、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降碳增效
曹景林;郭熠倩;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与能源体系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探究数字化转型政策与能源转型政策的协同效应对实现降碳增效双重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政策作为“数能”政策协同的典型代表，基于2011—2023年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在政府公共服务的支持下，“数能”政策协同对城市降碳增效效应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服务支持的“数能”政策协同，能够显著促进城市降碳增效效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数字化的绿色创新关联和数字化的能源优化关联发挥着显著的机制作用。“数能”政策协同不仅促进本地降碳增效效应，还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正向溢出；降碳增效效应在资源薄弱型城市更为明显，资源薄弱型城市更倾向于通过数字化的能源优化关联实现该效应。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化协同的影响研究
吴昌南;温星星;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协同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供应链金融为企业数字化协同创造了平台和条件。本文以2007—202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探究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化协同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不仅有效推动了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同时也显著促进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协同发展。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金融能够缓解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扩大融资覆盖面、强化上下游企业间的网络关系以及放大供应链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协同。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和企业家精神对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数字化协同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在数字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地区、头部企业以及与银行建立良好关系的企业中，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化协同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数字经济背景下供应链金融创新发展和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
ESG基金持股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基于治理机制和信息机制的检验
魏斌;李志辉;常心宇;信息效率是健全股票市场功能的基石。责任投资作为绿色金融体系和“双碳”目标的重要一环，其投资行为能否提升股票市场信息效率有待进一步研究。以股票价格延迟测度股票市场信息效率，实证检验ESG基金持股如何影响股票市场信息效率。研究发现ESG基金持股能够显著抑制股票价格延迟，提升股票市场信息效率，符合支持ESG基金成立的初衷。机制检验发现，在治理渠道中，ESG基金持股通过内部治理机制(抑制大股东掏空、降低管理层短视)和外部治理机制(吸引机构投资者调研)降低股票价格延迟。在信息渠道中，ESG基金持股通过内部信息机制(抑制漂绿行为、提升披露质量)和外部信息机制(吸引分析师关注)降低股票价格延迟。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环境规制程度低的地区中，ESG基金持股能够发挥更加显著的治理效应，而且在非国有和存在股东关联的企业中，ESG基金对股票价格延迟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鼓励责任投资、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ESG实践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何以驱动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异?
袁晓玲;朱晓珂;杨万平;城市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空间载体，其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异受到多重维度因素的驱动。本文从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两个维度出发，基于2000—2022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二者对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异受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双重驱动，且二者互为增益，后天努力通过制度优化发挥先天禀赋的优势；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先天禀赋对中部和东北地区影响最为明显，后天努力对东部地区影响最为明显；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质量元年”后，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的影响力及交互作用显著增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的协同作用，推动城市空间治理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本研究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政策建议。
“数能”政策协同、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降碳增效
曹景林;郭熠倩;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与能源体系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探究数字化转型政策与能源转型政策的协同效应对实现降碳增效双重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政策作为“数能”政策协同的典型代表,基于2011—2023年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在政府公共服务的支持下,“数能”政策协同对城市降碳增效效应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服务支持的“数能”政策协同,能够显著促进城市降碳增效效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数字化的绿色创新关联和数字化的能源优化关联发挥着显著的机制作用。“数能”政策协同不仅促进本地降碳增效效应,还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正向溢出;降碳增效效应在资源薄弱型城市更为明显,资源薄弱型城市更倾向于通过数字化的能源优化关联实现该效应。
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南向扩散与数字服务贸易——基于履约柔性和发展援助视角
马梦涓;余紫菱;马莉莉;全球南方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于北方国家,如何推动南北国家共享数字红利已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议题。文章从履约柔性与发展援助视角,探究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南向扩散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南向扩散能够促进全球南方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具体来看,履约柔性在跨越临界水平后促进作用明显增强,发展援助呈逐步累积的促进作用。并且,弥合数字鸿沟、收敛数字技能与破解数字孤岛是关键传导机制。同时,履约柔性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南方国家及经济规模较小的北方国家中作用更为突出,而发展援助则相反。此外,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模板通过贸易网络、投资关联与地理联系产生制度邻接效应,使未参与协定的南方国家间接嵌入相关规则环境,从而促进数字服务贸易。文章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融入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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