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乡村如何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增效：以重庆市石会镇四维重构转型为例
刘蕾;姚博;李晓阳;协同处理好乡村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基于重庆市石会镇从桑枝焚烧污染到生态文明示范镇的转型实践，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四维重构驱动山区乡村产业生态协同增效的具体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面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二元对立困境，山区乡村通过制度创新激活要素、技术适配重塑价值、市场拓展延伸增值、主体联结共治共赢的四维重构过程，成功将生态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后发优势，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增效。通过案例解构与理论建构，提出山区乡村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增效的整合性重构路径，弥补了现有研究在微观过程解析与多维整体路径方面的不足，为生态敏感型山区谋划绿色转型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
农业社会化服务何以助力农民共同富裕：基于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建设的视角
吕笠瞻;戴枫;高强;政策支持是释放农业社会化服务价值的重要引擎。采用2010—2023年中国县级数据，从政府引导角度，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后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显著促进了农民共同富裕，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还具有抑制农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影响机制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壮大县域富民产业、重塑农业生产力以及提高县域综合承载能力，以打造农业现代化大产业为路径，引领农民迈入共同富裕轨道。进一步考察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大小因禀赋而异，且该作用在财政支农水平高、要素市场发育充分的县域更为明显。县域收缩尚不构成阻力，还可强化该服务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此外，农业社会化服务还有助于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但有效平抑农民收入波动需要叠加性条件。当财政支农水平或人均储蓄水平较高时，该平抑作用方可充分显现。研究结论为理解政府理性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下一阶段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步伐和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启示。
以“数”带“链”: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否促进企业供应链配置多元化?
范洪敏;张财斌;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与统一大市场建设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竞争环境优化，能否推动企业构建灵活多元的供应链配置、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3—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生产要素化和要素市场化的双重角度探究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显著降低了供应链集中度，促进了企业供应链配置的多元化，这一效应在企业层面，地区层面和政府层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通过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和加剧市场竞争三条路径影响企业供应链配置。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据要素市场化下，企业能够通过多元化配置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本文还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与公共数据开放、数字生态环境存在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本文结论为构建高水平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据要素共享能否提振投资者信心?
梅辉扬;徐梦周;在经济预期转弱背景下，数据要素是降低不确定性，提振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07—2023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公共数据开放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可以通过提高投资者关注度、提升企业信誉度、优化政商关系的作用机制提振投资者信心。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高融资约束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对投资者信心的促进作用更强。拓展性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提振投资者信心，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数据开放、提振投资者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债务压力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偏好：基于政策执行一致性的实证检验
贾文浩;程均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会受债务压力及经济发展目标等因素的干扰，从而表现出环境治理上的“重言轻行”现象。本文将地方政府环保规制手段区分为“言”和“行”,基于国内274个地级市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集，对其环境规制行为一致性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系统检验。研究发现：(1)债务压力的缓解有助于保障地方政府环保政策实际执行的言出必行；(2)因追求政绩目标造成的财政约束以及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会提高环保政策实际执行的难度；(3)官员个体特征和地理区位差异会对环保政策选择偏好施加异质性影响。由此，加速财政制度和金融资源配置模式改革以破解债务融资依赖、优化政绩考核体系以缓解公共服务政策实际执行偏差、增强绿色金融合作以应对宏观政策不确定性，是促进环境规制手段高效精准使用的关键，也是保障其执行一致性的重要基础。
政策协同赋能企业耐心资本形成:基于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的准自然实验
杨贵军;蔡赫君;段志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耐心资本作为支持长期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其形成机制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将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考察人工智能政策对企业耐心资本形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先导区的设立对提升企业耐心资本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还进一步体现在耐心资本形成机制、适用条件与政策协同三个层面。具体而言,该政策能够通过缓释创新风险、优化公司治理和强化技术信号,促进企业耐心资本形成,并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引导资本更多流向长期创新活动。其政策效应在技术更迭较快的行业、内部资源整合能力较强的企业、数字属性较强的企业以及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的配套支持和科技金融试点的协同推进均能显著增强人工智能先导区的政策效应,凸显出“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协同赋能的重要价值。为理解人工智能政策引导企业耐心资本培育、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研究
唐睿;程开春;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需求不确定性究竟是抑制企业发展的障碍,还是驱动其革新的机遇?为了验证这一问题,利用2016—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需求不确定性和企业创新韧性之间的关系,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需求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韧性,并通过提高客户稳定度、供应商稳定度以及机构投资者沟通度三个机制得以实现。同时,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大型企业、高数字化转型企业、经营时间较长企业和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企业创新韧性的提升能够减少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企业正确认识需求不确定性、利用外部压力强化创新韧性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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