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数字创业：理论建构与模式探索
徐飞;陆亮亮;元宇宙数字创业是以人工智能、区块链、扩展现实(XR)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系统性集成与深度融合为支撑，以“虚实融合”“去中心化”和“沉浸交互”为手段，通过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资源、资产与价值双向流通与转化而创造效益的过程。与传统创业和一般数字创业相比，元宇宙数字创业在资源配置、机会识别、主体能力、价值创造及流转等维度实现本质突破，具备“虚实双栖”空间属性、“去中心化”治理属性与“体验驱动”价值属性。现有数字创业理论基于“线上线下分离”假设，难以解释元宇宙数字创业的虚实融合现象。本文剖析了元宇宙数字创业在资源池化配置、机会生态涌现、主体协同共创、价值创造与循环流转等核心环节的运作机制，围绕“资源获取难易度”与“机会类型创新性”两大维度，总结出四类创业模式。本文丰富了元宇宙数字创业概念与机制研究文献，为创业者选模式、平台优生态、政策制定者建体系提供参考，对推动元宇宙数字创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要素协同赋能新质生产力：机制创新与空间效应研究——来自公共数据开放与数据要素市场化的证据
李晓龙;朱子诺;在公共数据开放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双轨并进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数据要素协同何以赋能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11—2023年的样本数据，将“数据要素双试点”(公共数据开放试点与数据要素市场化试点)作为复合“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数据要素协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效应，并讨论其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协同显著提升了新质生产力，且相较于“单一数据要素试点”表现出更佳的赋能效果；数据要素协同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在规模较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较发达城市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协同可以通过激发数据要素乘数效应、优化数字技术创新质量以及提高人才数字素养水平提升新质生产力。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协同能够带动地理邻近、经济相似以及数字技术结构接近的其他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提升。本文结论为更好地推动数据要素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提供了有益参考。
开放式创新、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竞合关系的调节机制与“替代—互补”效应
蔡双立;陈晨;马洪梅;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与产业融合的加速，企业间网络关系日益复杂，如何平衡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共享”与“保护”的张力，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已成为学界和业界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基于1995—2021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据，系统检验了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机制对探索式创新绩效和利用式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及竞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开放式创新对探索式创新绩效和利用式创新绩效均表现出倒U型影响，独占机制对二者呈U型影响，且影响曲线均存在异质性；合作关系强化了开放式创新和独占机制对利用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但削弱了开放式创新对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相比之下，竞争关系弱化了二者对利用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强化了独占机制对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也扭曲了合作关系对开放式创新(独占机制)与利用式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利用式创新绩效的导向下，竞合关系在不同开放—独占区间呈现替代与互补的双模态效应，而在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导向下，竞争与合作则始终表现为互补机制。本研究结论揭示了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机制嵌入外部竞合环境的复杂作用机理，拓展了开放式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边界，并为企业在动态竞合环境下优化创新战略、提升双元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持。
极端气候与企业绿色创新：现实困境与应对机制
王莹;汪皓宇;金宇;伴随着全球气温升高、气象灾害频发，企业如何有效应对极端气候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视角，以2009—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极端气候冲击下企业绿色创新的现实困境与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极端气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人才流失、供应链断裂以及技术闭塞等多重困境，进而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作用场景分析发现，这一抑制作用在经济下行期、中西部地区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更为显著；应对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增加财务和人力资源储备、供应链持股以及加入战略联盟，政府增加地区绿色信贷、推动劳动力市场发育、实施链长制度以及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缓解极端气候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经济后果分析发现，极端气候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会降低企业的资本市场反馈和长期竞争力。本文从绿色创新的视角拓展了极端气候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更好地应对极端气候提供了现实证据。
市场竞争视角下金融监管对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
杨璐;王乾坤;许恒;本文聚焦市场竞争与信息传导的视角，探究金融监管对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以2018年《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修订为代表的一系列针对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变化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该系列政策的变化通过加强经营者集中审查，显著抑制了过高的并购溢价。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监管降低了行业集中度，削弱企业通过并购形成垄断势力的预期，抑制了因追求市场支配地位产生的高溢价；另一方面，提高信息传导效率，提升信息透明度，降低投资者与并购方的信息不对称，引导投资者情绪理性化，减少信息不透明导致的溢价高估风险。本文将并购溢价研究从企业内部行为拓展至外部竞争环境，验证了经营者集中审查在抑制高溢价并购中的作用，为监管层优化竞争秩序、抑制不合理并购溢价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证依据，丰富了并购溢价形成机制及政策影响的研究。
银行监管处罚何以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来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的证据
陈晔婷;江志鳞;黄曾媛;在金融监管持续深化的制度背景下,探讨银行监管处罚能否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具有重要政策价值。本文以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构建地级市层面的银行监管处罚指标,实证检验银行监管处罚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监管处罚能够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效应在银企关联较弱、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强、法治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监管处罚通过优化信贷配置结构、强化区域银行竞争及抑制企业寻租行为三条路径发挥作用;而对银行寻租行为的抑制作用仅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针对信贷业务违规的处罚及纠正性处罚治理效果更为突出;上述治理效果还会进一步改善企业的财务表现与经营表现。本文对完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优化微观主体投融资行为以及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链主企业驱动型并购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简冠群;邓佳;在统筹安全与发展背景下,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作用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重要手段。本文以链主企业驱动型并购为切入点,基于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其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链主企业驱动型并购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主要通过发挥稳定供需关系的“稳链”效应、资源优化配置的“补链”效应以及主体协同创新的“强链”效应实现。进一步地,链主企业进行更多的纵向并购,对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和提升系统韧性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当链主企业处于要素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外部经济环境下以及产业结构更复杂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下,更能释放并购的积极作用。研究为优化链主企业战略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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