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间生产率收敛吗?——基于空间收敛模型的实证分析
杨先明;谢旭升;王希元;产业间生产率的持续分化是后工业化时代下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促进产业间生产率收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基于2011—2022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β收敛模型和空间收敛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间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间生产率的收敛具有强化效应，并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特征，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推动工业与服务业间虚拟集聚、技术溢出和产业融合，进一步促进产业间生产率收敛。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规模较大、人口规模较大以及服务主导型城市中，数字经济的产业间生产率收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间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收敛阈值”,要素禀赋如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制约数字经济发挥产业间生产率收敛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为协调中国产业部门间平衡发展提供了数字化应对方案的路径启示。
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赵彦庆;范世铖;牛蕊;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本文基于2005—2022年城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同时，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可以通过优化营商环境、驱动数字产业动能转换以及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来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城市、“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规模较小城市、资源型城市、行政层级较高的城市以及长江经济带城市中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发展，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实现数据要素价值以及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评级信仰与债券风险溢价背离:基于市场定价效率差异的考察
李炳念;司小涵;定价效率是资本市场核心功能的重要体现,我国债券市场于2020年前后呈现出了一定的风险溢价背离异象,即相对低信用评级债券风险溢价下降的同时,高信用评级债券风险溢价却在上升。本文利用债券市场日度微观数据探讨了债券市场风险溢价背离产生的原因及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存在显著的结构性评级膨胀问题,而结构性评级膨胀导致的“评级信仰”破灭是债券市场风险溢价背离异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但该影响在定价效率相对较低的银行间市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评级信仰”破灭通过隐性担保预期、评级机构声誉和软硬件基础环境等渠道影响债券市场风险溢价背离。本文还基于私有信息和一级市场数据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同样支持上述结论。研究结论对深入理解我国债券市场结构性评级膨胀的成因和作用逻辑,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消费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来自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王凡俊;石婉琪;面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压力,数字消费或将成为推动绿色消费和技术创新、赋能碳减排的新路径。基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19年城市碳排放数据,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数字消费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消费显著促进了城市碳减排,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法、安慰剂检验、PSM-DID以及溢出效应检验等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消费通过在供给侧赋能绿色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在需求侧提升绿色消费水平,实现了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消费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政府环境注意力较强地区的碳减排效应更为显著。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增强了数字消费的碳减排效果。文章为深化数字消费政策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
吴虹雁;刘强;本文在考察了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政策的基本执行情况后,从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及时性两方面对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时期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较旧准则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幅且新准则时期的商誉减值较旧准则时期的商誉摊销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商誉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变更有效地鼓励了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私有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但是新准则时期上市公司每年计提的商誉减值额波动率非常高,通过处置子公司注销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且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要显著滞后于股票收益率降低的时点,延期计提的时点可能为两期。因此,建议准则应强化披露商誉减值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应进一步压缩管理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微观体现,这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的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方法,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则主业绩效越好,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内部控制能力、吸引QFII机构持股、提高创新动能,这些都有助于主业绩效的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主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国有企业以及"初创期—成熟期"企业,其提升效果更为显著;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葛立宇;莫龙炯;黄念兵;数字经济发展可能赋予了我国“双碳”发展战略新的动力机制。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及非线性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碳减排，在通过相关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和动态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碳减排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倒U型拐点提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具体情境下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同样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
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江红莉;蒋鹏程;本文基于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产业结构两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文献,并为中国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思考。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苑泽明;于翔;李萌;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